【专题研究】天津专区“三反”“五反”运动 - 环京津新闻网

【专题研究】天津专区“三反”“五反”运动

2018-04-11 16:08:37 | 来源:中共廊坊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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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专区“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是遵照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开展起来的。“三反”从1951年12月初开始,到1952年6月底结束。“五反”从1952年1月开始,到当年9月底结束。两者前后呼应,相互配合,取得了重大成果。特别是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处理了在全国影响巨大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三反”“五反”运动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普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政坛气象万新。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仅两年多的时间,在党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个别干部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现象,出现了不法分子违法牟利和拉拢腐蚀干部的现象,增产节约运动中就揭露出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引起中共中央的警惕和重视。1951年11月,在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期间,揭发出中共天津地委原书记刘青山和时任书记张子善贪污、盗窃国家财产171.6亿元(旧币)的特大贪污案。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犯罪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的贪污行为,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彻底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很快,在全国掀起了群众性的检查和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的高潮。

在开展“三反”运动的时候,一些不法资本家利用抗美援朝物资紧张的时机,违法经营活动日益猖獗。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机关内部的“三反”斗争。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天津地委发出《关于在工商界中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以杨柳青、汉沽、胜芳3个专区直辖镇为重点,在各县城工商界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开展“五反”斗争。


“三反”“五反”运动的过程和步骤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揭批刘、张案件是天津专区“三反”“五反”运动的主线。天津专区“三反”“五反”运动,在时间上先后开展,交叉进行,过程大体相同,经历了6个阶段。

第一阶段,查处刘、张案件。刘青山,1949年8月任天津地委书记,至1951年6月;1951年9月,调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张子善,1949年8月任天津地委第一副书记兼专署专员,1951年6月任天津地委书记兼专署专员。刘、张二人都曾受党的长期培养和教育,在战争年代经历过艰苦生活,对敌斗争比较坚决,做出过贡献。任天津地委主要负责人之初,刘、张二人还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按照当时的供给制领取生活费,不搞特殊化。但是,地委、专署机关驻进杨柳青镇不久,刘、张看到天津市资本家的纸醉金迷生活,开始羡慕和向往,生活作风开始蜕变。首先,把工作当成赚取“活钱”的机会。1950年,中共中央华北局指示:可以搞些机关生产,以解决机关经费不足问题。刘、张二人把上级解决机关经费不足的指示,当作了搞“活钱”的机会,成立了“机关生产管理处”,派自己的心腹任处长,大办工厂和商业。从此,刘、张二人专心挣钱和花钱。他们利用抗美援朝期间木材、钢材涨价的机会,与私商勾结,伪造证件和证明,倒买倒卖木材、钢材等军需物资;利用国家修建杨村机场的机会,挪用机场拆迁费、建设费,投资营利。其次,挪用和克扣救灾物资。利用抗洪救灾机会,挪用地方粮款和国家救灾粮款;利用修河筑堤机会,将上级拨给的河工粮卖掉,低价买来霉变的坏粮,发给修河民工吃;甚至把省政府拨给天津专区灾民造船捕鱼的贷款、干部家属救济专款这样的小钱,也截留挪用在“机关生产”上。总之,刘、张二人权力所及的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粮款他们都敢挪用,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意他们都敢做,不管是什么样的消费场所他们都敢去。所办起的电线厂、拔丝厂、机械厂等10多个企业,获得的利润由刘、张2人任意支配。到案发时,刘、张二人挪用各项粮款、克扣民工供应粮及骗取银行贷款总计171.6亿元(旧币) ,其中二人直接挥霍3.78亿元。

刘青山、张子善的违法违纪行为,曾受到天津专区一些党员干部的抵制和批评。对此,刘、张二人一是采取欺骗手段,称“这是省委领导口头批准的”等,蒙混过关。二是采取打击报复手段,对提意见的人或破口大骂,或给降职降级处分,竟然把提意见的安次县委书记等几名县(处)级干部直接降职到办事员。三是采取蒙骗上级手段,汇报成绩夸大无边,汇报问题蜻蜓点水,就连省委按照举报信来调查“机关生产”的时候,他们都敢组织同伙掩盖事实、阻挠调查。

1951年10月,根据天津专区一些党员干部的检举材料,河北省政府财经委员会驻津办事处,会同华北局、河北省委、天津市委派出的调查人员,突破刘、张设置的重重障碍,对刘、张及天津地委“机关生产”进行了全面调查,查出许多问题。1951年11月下旬,省第三次党代会上,代表们在讨论如何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增产节约”号召的时候,天津专区党代表在会上揭露了刘、张贪污浪费和非法手段搞“机关生产”等罪行。省委将刘、张的犯罪事实报告给华北局。华北局经过讨论报请周恩来批准决定逮捕刘青山、张子善。11月29日,张子善在会议期间被逮捕。12月2日,随中国代表团出国访问的刘青山被提前召回逮捕。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报请华北局批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随后,河北省政府成立了以省政府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进驻天津专区深入调查。省公安厅和省检察署对刘、张及其他同案犯开始依法侦讯。12月30日,河北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所有接受刘青山、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均应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明书,听候党的审查处理……限于十五日内统报省委。”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和《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

第二阶段,动员揭批。1951年12月初到12月底,从揭发批判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入手,天津专区集中1个月时间开展了“三反”运动的宣传发动工作。1951年12月初,华北局派阮泊生接任天津地委书记。阮泊生到任后首先主持召开地委全会,传达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一系列指示,通报有关刘、张的案情。地委委员在揭发批判刘、张罪行的同时,分别进行了自我检查和互相检举。会议作出《关于肃清刘青山张子善带给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决定》。12月17日至26日,阮泊生主持召开地直机关全体党员大会,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委副书记、刘张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副主任薛迅出席会议,传达《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并作了关于刘、张案件调查情况的报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都要行动起来,揭发检举刘、张及同案犯的罪行。会上有51名党员干部发言揭发了刘、张及其同案犯的罪行,批评了省委在刘、张问题上的官僚主义作风。12月28日,地委召开县(镇)、区委扩大会议,各县(镇)委书记、副书记、副县(镇)长、宣传部部长、供销社主任、团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参加。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学习讨论了《中共天津地委关于全区大张旗鼓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进一步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检举了各县(镇)非法动用粮款和贪污浪费现象。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动,全区党员干部和群众很快消除了疑虑,纷纷以各种方式检举刘、张及同案犯的罪行。到12月底,“三反”运动深入到了基层,逐步形成高潮。

第三阶段,自查自纠。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从1952年1月初到1月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层层揭发检举各级党政军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检查,并自我剖析产生问题的根源。1月2日,省委带头,由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文章,深刻检讨了省委在刘青山、张子善及天津地委“机关生产”问题上存在的官僚主义错误。1月10日,《河北日报》刊发了省水利厅3位负责人的《检查刘张大贪污案件我们应负的责任》的文章。省里的个别受贿者和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也分别在党的会议上、报刊上作了检讨。1月18日,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叛党事件的检讨》。1月21日,地委节约检查委员会召开专区直属机关90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坦白、检举大会,有4人在会上主动坦白了贪污的事实,有7人检举出13名贪污分子。各县(镇)也同时召开一系列揭发检举会议,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三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憎恨,涌现出一大批揭发贪污分子的骨干。在此期间,结合“三反”运动,以杨柳青、汉沽、胜芳3个直辖镇为重点,在工商界中开展了“五反”运动,通过召开工商户代表、工人、店员等一系列会议,讲明“五反”的重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以各种形式揭发检举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罪行。

第四阶段,围剿“老虎” 。打“老虎”,是“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最关键的阶段。1952年2月2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当前“打虎”运动领导的指示》,要求2月至3月重点打“老虎”。具体做法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组成若干“打虎”队,包打、包查、包定,深入“虎穴”,一查到底,内查外调,反复对证,或以“虎”攻“虎”,打破贪污分子间的攻守同盟,促其俯首认罪,不使一个“老虎”逃脱漏网。

第五阶段,定案处理。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电令,组建临时法庭,在省会保定市体育场举行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省直机关、保定市直机关、保定地直机关全体人员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其他12个地(市)的各级机关、群众团体代表,因受刘、张坑害而遭受灾难的治河民工代表、被害群众代表等,共计21800多人。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纪委副书记、刘张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副主任薛迅,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告了刘、张的罪行。宝坻县黄庄镇治河民工代表进行了控诉。临时法庭当场宣判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刘、张二犯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校场枪决。1952年3月,华北局、河北省委、天津地委,对在刘、张案件中犯有严重错误和某些罪行的原天津地委8名委员,及其他上至副省级下到科级的32名党员干部,分别做出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职查办等处理决定,有的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1952年4月至5月,对“三反”中的每一个贪污案件,全力进行追赃、核实、定案处理。根据个人坦白、群众检举、专案组查证的材料,逐人分析研究,去伪存真,依据政策慎重处理,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善始善终结束了定案处理工作。此间,根据华北局和中共河北省委的指示,各县停止“五反”,杨柳青、汉沽、胜芳3镇“五反”运动进行休整,镇委内部把工商户划分出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完全违法5种类型,为定案处理提供依据。

第六阶段,解决遗留问题,建章立制。1952年6月,“三反”运动定案处理基本结束。但个别案件尚需解决遗留问题,对处理后又翻案的进行复查,对错案进行纠正。同时,完成干部交待社会关系、干部鉴定、民主补课。在此基础上,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堵塞了贪污、浪费漏洞,巩固了“三反”成果,使这场历时半年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圆满结束。在完成“三反”运动之后,集中精力开展3个直辖镇的“五反”定案处理工作,9月底“五反”运动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的主要成果


一是清除“三害”“五毒”,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扫清了障碍。天津专区从揭发、批判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入手,揭露了党政军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全区参加“三反”运动11011名干部中,除刘青山、张子善及其同案犯外,“三害”者达2147人,贪污盗窃国家财产折合旧币51亿元。其中,地委机关成立后不到两年时间,超支2.7亿元(旧币),招待费、请客、送礼占7000万元(旧币)。军分区两年内浪费达6亿元(旧币),主要是被少数领导干部吃喝玩乐所挥霍。清除党内和社会上的“三害”“五毒”,不仅在政治上对净化党风和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作用,而且直接促进了经济领域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全区长期积压的价值400亿元(旧币)的土产品,“三反”运动开展后,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全部推销出去;工业、商贸系统,边搞“三反”,边开展劳动竞赛,第三季度增产节约1600亿元(旧币)。这些,都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了资金、创造了条件。

二是打击官僚主义,拔掉腐败现象的保护伞,密切了党群和干群关系。官僚主义是党内“三害”之一,也是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保护伞。刘青山、张子善掌握天津专区党政大权期间,独断专行,散布“一个头”“一个领袖”“老子天下第一”等错误言论,压制党内民主,致使官僚主义盛行。一些县级领导干部上行下效,将职权当特权,把本地区、本单位看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实行“家长式”领导,严重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秩序,为官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使得贪污、浪费现象和违法犯罪行为愈演愈烈。经过“三反”运动,严肃查处了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广大群众拍手称快。通过“三反”运动,各级党委、政府建立健全了民主生活制度,实行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整肃了“家长式”“一言堂”不良风气,消除了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党内外、上下级呈现出民主、团结的新局面;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观念和公仆意识,转变了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从而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热情;党政军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扫过去普遍存在的消极怠工、迟到早退、自由散漫、责任心不强等不良风气,积极开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活动,工作热情高涨,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是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了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仅两年多的时间,“三害”“五毒”就大量存在和蔓延,主要是由于干部队伍存在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天津专区在彻底揭露和清算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件基础上,全体党员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自查和相互揭发检举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违法违纪问题,查出犯有贪污、盗窃、铺张浪费、违法乱纪、官僚主义、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等错误的党员干部2000多人,其中有494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刑事惩处。


“三反”“五反”运动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三反”“五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反腐倡廉的一次成功实践,取得了丰富经验。第一,加强党的领导,是取得运动胜利的根本保证。“三反”“五反”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斗争,中央领导非常重视,统一部署战略决策,毛泽东自始至终亲自指挥。以阮泊生为书记的新改组的中共天津地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切实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揭批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为突破口,层层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排除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打破了一度出现的沉闷局面,使全区“三反”运动很快就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在运动中,各级领导干部一律“下水洗澡”,带头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在一定范围、一定规模的干部大会上作细致的检查。由于领导带头,措施得力,打消了群众的各种思想顾虑,保证了运动顺利开展。第二,坚持群众路线,为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中共天津地委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自始至终都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三害”“五毒”是顽固的、复杂的,但由于依靠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揭发检举活动,实行“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民主者必办,打击报复者严惩”的政策,才使得“三害”“五毒”处在广大群众包围之中,逐个落入法网。第三,抓大案要案,是打开反腐败斗争局面的突破口。“三反”“五反”运动打击的重点是贪污、盗窃数额达5000万元(旧币)以上的“大老虎”。刘青山、张子善是典型的“大老虎”,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他们原来的功绩而迁就,反而毫不手软地给予严惩,华北局和河北省委对天津专区地、县两级的其他“老虎”也给予了严惩,做到了取信于民。从而,进一步激发了群众揭发检举的热情,快速打开了运动局面。第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防止运动走偏方向的关键。在“三反”运动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除恶务尽”“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不枉不纵”的方针政策。中共河北省委也指示:“划清贪污与非贪污的界限,严格控制贪污的起算年限,绝不要把公私不分、占公家便宜、浪费等行为算做贪污,或把1949年以前的贪污连同1949年以后的贪污累计起来凑成。”天津专区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在查证、追赃、定案工作中,认真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防止草率从事、急于求成、主观主义、感情用事等不良倾向,及时纠正了贪污与非贪污界限划分不清、偏激、过火、扩大化等错误倾向,做到检举真实、调查属实、同案人证实、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在处理时,按照中央提出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认真掌握“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的原则,反复审查,详细甄别,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对已审结案件又进行了认真复查,保证了“三反”运动的健康开展。

在“五反”运动中,根据天津专区没有大中城市的特点,天津地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严格控制“五反”运动的范围。除专区直辖的杨柳青、汉沽、胜芳3镇外,县城及以下小城镇一律没有搞“五反”运动。在上述3镇的1886个工商户中,查出守法的522户,占27.68%;基本守法的932户,占49.42%;半守法半违法的339户,占17.97%;严重违法的78户,占4.14%;完全违法的15户,占0.79%。由于划清了5种类型户,有效地防止了“五反”斗争扩大化。在定案处理时,认真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对罪行严重、证据确凿而又顽抗者,从严惩处;对犯法行为不大、情节又不严重,主动彻底坦白者,宽大处理;偷税漏税者、罪大恶极者严惩;自动坦白又依法补税者不罚。这就有力地反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进攻,又在新的基础上巩固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善始善终结束了“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中也出现过一些偏差,其教训也是深刻的。首先,来势迅猛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使得个别地方失控,“打虎”时只讲斗争,不讲策略和政策,出现了逼供信。其次,“打虎”斗争开始时,层层下达任务,定出“打虎”指标,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致发生强拼硬凑的现象,伤害了一些好人。第三,在组织干部交待社会关系过程中,不适当地追查一些干部与地富分子的关系、与资本家的关系,使一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怀疑和批判,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挫伤了他们工作积极性。不过,这些问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很快得到了纠正,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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