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天津专区镇压反革命运动 - 环京津新闻网

【专题研究】天津专区镇压反革命运动

2018-05-22 11:30:27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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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权溃逃台湾,在大陆遗留和有计划地潜伏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甚至组织暴乱,袭击基层人民政权机关,杀害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为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贯彻中共中央镇反指示过程中,天津专区于1950年10月至1953年2月,在全区范围内重点打击土匪、恶霸(主要是反动地主)、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等反革命分子。在运动中,由于计划周密,准备充分,行动快捷,抓捕准确,工作彻底,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


天津专区镇反形势


天津专区成立之初,全区主要反动会道门有十几种,各种道首2138人,道徒11万多人,其中一贯道、大佛教的人数较多。随着平津战役的不断胜利,北平、天津的军、警、宪、特纷纷出逃,潜伏到平、津近郊,重点是天津专区的各县(镇),使得天津专区的反革命势力麇集,全区约有此类反革命分子3万人,仅安次县就有5676人。

1949年8月,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遵照中央和河北省委的指示,组织驻军、民兵和公安战士,在全区开展了一年多的清剿匪特和镇压反革命活动,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路劫、暗杀、破坏设施等反革命活动有所减少。但出现了处理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威信,挫伤了群众参加镇反斗争的积极性。

这段时间,国民党遗留和潜伏在天津专区的军、警、宪、特等反革命分子,与反动会道门及地主、恶霸等黑社会势力勾结在一起,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活动。1950年春节期间,永清县的反动分子制造谣言说:有人要开孕妇的膛扒小孩、挖眼睛,导致全县许多群众不敢在家睡觉,不能平安过春节,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1950年7月,静海县东淀内的南北坝台村进水,县防汛指挥部通知台头、黄岔村准备分洪,反革命分子却煽动胁迫这两个村的2000多名群众持械上堤阻止分洪,并扣押了前去察看水情的县长。更严重的是,地、富、反动分子还纠集起来反攻倒算,向农民要土改后几年来的地租,致使有的农民分了地不敢种,分了房子不敢住,唯恐被反攻倒算,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反革命分子,还寻找各种机会杀害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仅宁河、静海县的“人民反共救国军”王化亭部,在1950年2月就制造纵火烧房、暗杀干部等恶性案件6起,严重威胁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镇反运动前的准备及纠偏


1950年6月14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健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开始运用司法武器惩治反革命分子。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随后召开首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明确了镇反方向,确定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并制定了纠正“宽大无边”右倾偏向的具体措施。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0月23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具体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活动指示的决定》。遵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10月19日和11月18日,中共天津地委分别发出《关于加强肃匪反特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再指示》。之后,全区各县(镇)迅速建立了裁判委员会、保卫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并建立经常性工作制度,快速处理积案,加强对监狱犯人管制,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镇反路线、方针、政策,很快就把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

在大规模镇反之前的准备阶段,天津专区主要采取了4项措施。一是侦察与宣传。1950年11月开始,组织驻军、民兵、公安人员在桥头、车站、码头、路口布岗放哨,对可疑人员采取管控措施;在厂矿、学校秘密进驻公安人员,监视可疑人员;在县(镇)交界地带昼夜巡逻,加强排查。同时,各县(镇)组成镇压反革命宣传委员会,组织宣传镇反政策,号召群众揭发检举和协助政府开展镇反工作。在党的政策感召和群众性镇反声势的压力下,一些曾给日伪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做过事的、当过兵的下层人员及地富分子、道徒等镇反对象,纷纷缴械自首,出现了反革命家属劝夫、劝父、劝子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的场面。二是清理积案。此前清剿匪特过程中,出现政策“宽大无边”偏向,存在对反革命分子量刑轻、处理慢、管得松等问题,积案较多。如安次县惯匪李凤仪、何文章在解放后杀害干部群众4名,县法院仅判刑10年,类似处理不当案件39件。在安次县杀害干部群众180人、制造惨案10多起的伪团长陈向荣等,逮捕一年后仍未处理,类似积压案件262件。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1950年11月至1951年2月,专、县两级裁判委员会具体组织了积案清理工作。对1950年1月至10月判刑的犯人重新进行审查,对原处理不当的案件重新依罪量刑,对积压案件快速审结,办案时间由过去2-3个月处理1个案件缩减到半月左右处理1个案件。三是管理顽伪人员。在清理积案的同时,各县(镇)、区、村普遍设立登记站,让所有镇反对象到登记站,登记清楚历史问题及现实表现。然后将原伪乡长、国民党军连长以上人员、警察、宪兵、特务、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地主、土匪和道首等重点人员集中起来,向其讲解形势,令其深入坦白交待和揭发检举他人。到1951年2月,全区共召训这类人员452人。四是取缔会道门。1951年1月6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取缔会道门的指示》, 1月15日,地委发出补充指示,限一周时间内把省委的指示传达到全区党员,要求干部、党员、团员、农会会员凡是参加会道门的一律立即退出,并规劝亲友、熟人、群众退道。与此同时,县(镇)级领导干部到基层,向机关、厂矿、学校、村庄干部讲解取缔会道门的政策。这些受训的基层干部再向广大群众讲解,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公安部门同时行动,抓捕道首,监控道徒。

到1951年2月,全区管制顽伪、道首等反革命分子1030人,反革命的气焰大降,公开破坏现象大大减少。但是,仍有一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拒不交待,或者伪装进步、假坦白,暗地里继续制造谣言、破坏生产。


集中抓捕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了对各类反革命分子的惩处规定,为公安司法部门提供了统一的量刑标准。2月24日,中共天津地委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要求各县(镇)周密计划,准备逮捕有重大案情、顽固不化的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和有严重罪行的土匪、道首、反动地主5种反革命分子。后又确定3月3日为全区统一抓捕行动日,密令各有关单位提前做好抓捕的一切准备工作。

密令发出后,地委领导分散到各县(镇),县(镇)委领导分散到各区,实行“包抓制”。第一步,各负其责监控抓捕对象。对不同的抓捕对象采取不同的监视方法。对已被管制的人员,派村干部随时检查其劳动情况,密切注视其举动;对一般的顽伪人员,采取召开会议的方式,随时集中训话,不让其离开会场、家庭、劳动场所;对从事医务工作的反革命分子,派人断断续续去看病,将其稳定在病房或住所;对文化较高的抓捕对象,令其在指定场所写标语,派一名助手在旁监视;对可能有武器的抓捕对象,实行武装包围住所。第二步,对抓捕对象进行审查核定。为防止错捕错杀,3月2日,各县(镇)对抓捕对象又逐个进行了最后审查核定,三方对照侦察、登记、召训等积累的材料,各代会 、村干会搜集到的材料,群众控诉、检举的材料,再由裁判委员会逐级确认签批。各县(镇)连夜填写逮捕票,并准备若干张空白票,以便遇到新的人犯随机使用。第三步,各县(镇)确定逮捕方式方法。3月3日,各县(镇)分组分片召开村以上干部会议,明确逮捕方法,分发逮捕票。当日夜,在地委统一指挥下,各县(镇)分片集结各级干部、驻军、民兵1万多人,配合公安人员,统一时间扑向逮捕对象的住所,一举捕获已经核定的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和有严重罪行的土匪、道首、反动地主5种反革命分子1820人。

这次集中抓捕行动后,群众精神振奋,村干部工作积极性更加高涨,掀起了揭发、检举、控诉的高潮。3月4日、5日两天时间,全区收到新的揭发检举材料近千份,又揭发出一批隐藏更深的反革命分子。裁判委员会审查核定后,公安人员立即行动,随定随捕。到3月20日,全区又抓捕新检举出的重大反革命分子418人,合计抓捕重大反革命分子2238人。其中,特务189人,惯匪201人,有反攻倒算罪行的地主、富农分子281人,反动会道门首领151人,连级以上有血债的反动军官1416人。

对逮捕归案的反革命分子,专、县两级法院首先对罪大恶极者进行突击审讯。此时,专区法院工作人员不足20人,县(镇)法院(法庭)分别只有10人左右,人力严重不足。经上级批准,专、县两级党委、政府领导和公安干警参加审讯。3月8日开始枪决犯人。枪决犯人采取分期、分批、分地域的方法,利用群众集会或公审大会形式,先由被害人家属控诉,后宣判,再枪决。对犯罪地点两处以上的反革命分子,选一处公审,另一处执行枪决。到3月20日,全区共枪决重大反革命分子432人。

天津专区第一次集中抓捕行动,抓得稳,杀得准,受到省委的表扬,省委以文件形式把天津专区的做法和经验介绍给全省各地。3月25日,毛泽东将河北省公安厅经公安部上报的天津专区镇反经验批转给全国各地级以上党委,要求“各地抓反革命,照天津专区(天津市不在内)的办法办理,以防滥捕”。

1951年4月14日,地委发出《关于继续贯彻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部署各县(镇)于4月21日进行第二次集中抓捕,要求将第一次没捕到的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这次抓捕行动,全区组织村以上干部、驻军、民兵1万多人,配合公安人员逮捕反革命分子1000多人。


调整战略持续镇反


195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指示“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并集中精力处理积案”,要求从6月1日起,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枪决罪犯的批准权收回到省一级。按照这个指示精神,天津专区停止捕杀,从6月1日到9月30日,按照“准”的原则集中精力清理积案,对在押的反革命分子分别做杀、关、管、赦的审定工作。

根据上级指示和群众民主讨论,天津专区制定出对反革命罪犯量刑的原则是:对有血债或其他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及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者,判死刑,报省批准后立即执行;对没有血债、损害国家利益较重,但尚未达到最重程度,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对可杀可不杀之间者,不杀,判有期徒刑;对其他罪犯,依据罪行大小、责任轻重,处以无期、有期徒刑;对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采取缓刑或假释的办法,交群众管制或罚一定劳役。依据这个量刑原则,专、县两级认真清理积案。

在积案基本处理完毕、准备工作普遍到位的情况下,1951年11月18日,中共天津地委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及省公安会议决议的指示》。《指示》提出,根据近半年来群众揭发检举的新线索和公安部门新的侦破结果,再次开展打击反革命分子行动。决定从1951年12月到1952年4月,把一切应该捕的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把一切应该杀的反革命分子杀掉,彻底消灭5种反革命分子;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不捕。《指示》下发后,各县(镇)委书记、县(镇)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开始核实补充材料,审查捕杀名单,报专区审定。根据地委、专署的决定,12月5日晚,参照前两次抓捕的经验和方法,各县(镇)组织公安人员、民兵、村以上干部、积极分子和被害人家属1469人参加抓捕行动。5日夜到6日共逮捕5种反革命分子197人,随后做出判刑处理。

在这3次规模较大的集中抓捕行动之后,各县(镇)又多次进行零星抓捕。1953年春节期间,全区开展了最后一次成规模的逮捕行动,共逮捕60名反革命分子。

天津专区历时3年镇反运动,基本扫除了国民党政府遗留和潜伏在天津专区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清除了反动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在全区停止活动。天津专区镇反运动,对反革命分子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以摧毁性打击,社会秩序空前稳定,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也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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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user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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