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安次县镇压反革命运动 - 环京津新闻网

【专题研究】安次县镇压反革命运动

2019-07-02 11:49:36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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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次县位于京津保三角地带,就从抗日战争初期开始,敌我双方斗争一直尖锐复杂,日伪军、国民党军警特务组织聚集于此,股匪窝点众多,有的被国民党特务发展成为政治土匪。封建顽固势力、地主还乡团气焰嚣张。永清县和霸县的土匪、国民党顽伪,也因战乱时常在此盘踞。历史上,安次县会道门有很多种组织,均是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动组织,特别是一贯道、大佛教、亲民至善会等,在反动道首操纵下,曾与日军、汉奸及国民党特务勾结,进行各种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罪恶活动。这一带反革命团伙众多,人数庞大,情况复杂,形势严峻。


急迫的镇反形势


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后,原潜伏在平津两大城市内的国民党敌特转移到附近郊县活动,位于京津铁路沿线的安次地段便成为敌特的主要藏身地。敌特密集到来后,安次县的反动会道门活动更加猖獗。

中共安次县县委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对土匪武装、敌特组织及反动会道门进行过多次清剿和取缔,终因情况复杂未能彻底消灭。全县仅杀掉4个反革命分子,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严厉制裁。如贯匪李凤仪、何文章,解放后杀害区干部1名、解放军战士1名、群众2名。县法院仅判处其2人10年徒刑。曾在安次县杀害干部群众180人、制造10多起惨案的伪团长陈向荣、曾杀害干部群众60多人的伪先遣军司令李恩江等罪犯,逮捕一年后仍没得到惩治。因此,在群众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讲宽大”。群众对揭发反革命分子言行存有很多顾虑,镇反工作障碍很大。

1949年,安次遭受特大水灾,全县干部忙于生产救灾,致使敌特趁机活跃起来。路劫、偷牲口、打黑枪、造谣惑乱人心、扰乱社会治安等案件发生率明显上升。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反动分子以为时机已到,气焰嚣张达到顶点。残余匪特在二区一带公开活动,抢粮要钱,扩大力量,搜敛枪支,全县连续发生数起丢枪事件。有的匪特还组织暗杀、武装暴乱等。地主、恶霸趁机采取各种形式反攻夺地、抗粮不交。被取缔的反动会道门死灰复燃,道首头子加紧活动,造谣惑众,有的骗取群众粮食钱财,有的国民党特务潜伏在会道门里,暗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更有甚者,有些村的政权掌握在坏分子手里;一些土匪、伪军参加了民兵,继续作恶;甚至有民兵队长派民兵伙同土匪共同杀人作案。据统计,1949年7月至1950年底,安次县共发生重大路劫、砸抢、放毒、纵火、破线、暗杀等案件109起。


轰轰烈烈的镇反斗争


安次县的镇反运动经历3个阶段。

第一阶段,贯彻“双十指示”,拉开镇反序幕。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的“宽大无边”的偏向,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安次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于11月5日和11月28日分别发出《关于加强肃匪反特镇压反革命等工作的指示》《关于镇压反革命再指示》,制订计划,明确分工。县委成立联合办公室,由公安局、法院、武装部抽调人员组成,主要任务是掌握材料,进行侦查抓捕工作,具体抓捕由武装部领导民兵进行。

这一阶段,主要工作是宣传镇压反革命政策、管制反革命分子及会道门骨干成员、清理积案等集中镇反前的准备工作。在宣传镇压反革命政策过程中,全县各村利用黑板报、高房广播、读报小组等方式,向广大党团员、群众讲解抗美援朝的形势,揭露反革命分子的谣言,宣传中央镇反政策,启发群众揭露反革命分子罪行。在管制反革命分子及会道门骨干成员过程中,县公安局对作恶有据的伪大乡长、伪军连长、伪军小队长职务以上的人员以及反动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进行登记,分期分批召训,向他们讲解镇反政策,揭露其阴谋,令其坦白罪行,敦促其接受监督改造。至1951年3月全县共召训76人。在控制会道门过程中,对17种会道门的421名道首、12000名道徒,进行集训管制,安抚道众,防止骚乱。特别是对一贯道、大佛教、亲民至善会的道首,发现有预谋暴乱迹象的立刻抓捕。在清理积案过程中,对积压时间过长的案件迅速审理,对过去处理不当的案件重新判决,按政务院镇压条例迅速审结了44件重大案件,从而扭转了“过于宽大”局面。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在集中镇反行动中出现干扰和破坏,快速清除村政权中的坏分子,清除民兵队伍中不合格成员,保证村政权和民兵武装掌握在人民手中,并加大护粮、护仓、护厂、护路的力度,防止反革命分子破坏。

通过一段时间的系列动作,安次县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有所收敛。1950年11月全县发生反革命案件38起,12月降至4起,并全部被破获。群众情绪高涨起来,不少群众积极帮助政府破案,检举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第二阶段,抓捕审判反革命分子,掀起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1951年2月24日,中共天津地委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地委确定3月3日为全地区统一抓捕行动日,密令各有关单位积极准备。安次县委、县政府接到指示后,立即行动,将符合逮捕条件的反革命分子由公安局准备材料,签发逮捕票,并预备了空白票,以备随机应变。全县共组织县直干部52名、区直干部119名、公安人员49名、民兵275名投入这次大抓捕行动。这些人员分组分片,确定抓捕对象,明确责任分工,并研究了各种不同情况的不同逮捕办法。3月3日夜间,统一抓捕行动共抓捕反革命分子266人。

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后,安次县进行了7天的政治攻势,144名县、区干部和650名村级宣传员投入了镇反宣传工作,全县村村召开群众会,使大抓捕的成果家喻户晓。群众见政府对反革命分子真抓真逮,纷纷起来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主动帮助抓捕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在群众举报和帮助下,安次县有关部门又从外地捕回20名反革命分子。为了保证镇反工作正常开展,安次县修建了1所能容纳250人的监狱。自3月3日以后,全面开展了抓、押、审、杀、政策攻心、登记等工作。安次县委共投入科级股级干部17人负责审讯工作,又从其他单位抽调5名录供人员补充了审判队伍,平均每天审结5名至6名案犯。3月13日,安次县分别在廊坊镇和葛渔城镇召开第一次处决反革命分子大会。20名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据统计,参加这两处大会的群众达25000人。群众争相检举反革命罪行,处决大会当场收到群众控诉书271件。

1951年4月21日,安次县进行第二次统一抓捕行动。县委、县政府总结第一次抓捕的成功经验,按照第一次抓捕行动方案,集中力量,确定专人,统一行动,逮捕反革命分子246人。4月25日至28日,安次县先后在葛渔城镇、码头镇、东张务村、万庄镇、廊坊镇等5地对反革命罪犯进行公审。县委与县其他干部分头到各地参加大会,全县共出动民兵1086名、公安干警50人、驻军官兵2105名,有27名受害者家属在大会上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共有群众3万余人、村干部1904名、教员415名参加。

经过广泛的宣传,群众的镇反热情无比高涨。特别是处决了回民村伊指挥营匪首王殿文后,周围几个村的回民群众拍手称快,说:“这次咱们可以好好过日子,不再担心有人欺负了。”许多群众成为防奸捉匪模范积极分子,如军芦村王永明等3人自愿组织在一起,去北京打探反革命分子杀人犯杨希孔的下落,经过3个月的摸底,终于找到了该犯的落脚地,并及时报告政府有关部门,对其进行了逮捕。金官屯村村民李洪顺自带路费3次去武清察访,使反革命杀人犯张步金最终落入法网。

第三阶段,调整战略,清理积案。在两次的大规模抓捕后,大批的反革命案件亟需加以清理。安次县委、县政府严格执行地委指示精神,在县公安局建立了县委领导下的镇反办公室,并建立全县土改镇反的报告制度。派驻工作组下乡帮助土改与镇反工作,使镇反与土改、建政紧密结合。在土改中通过划阶级定成分选择斗争对象,发动群众诉苦、控诉、检举,进一步清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通过整建组织,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选举防奸治安模范,保证了镇反工作的经常性和稳定性。到1952年底,全县415个村有371个村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全县涌现出88名防奸模范。

在进行对反革命分子杀、关、管、放的审定工作时,县委组织干部和公安司法人员携卷下乡,通过群众量刑、检举、控诉、讨论,并严格执行中央“镇反与宽大相结合、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政策,保证了量刑、抓捕、管制的准确性。通过正确地执行镇反政策,解除230名管制人员的管制措施,被管制人员及其家属心服口服。


镇反的成就、意义及经验教训


经过3年左右时间,安次县的5种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镇反前,据全县415个村统计,有5种反革命分子4720名。在镇反中,共逮捕5种反革命分子1275名,其中判刑320名,管制730余名。镇反中清出敌伪暗藏长短枪101支、子弹4333发、黄金43两。镇反运动,狠狠打击反动势力,社会治安得到了根本好转。1950年,安次县共发生案件507起,其中重大案件57起;1952年发生案件72起,只相当于1950年发案数的14.2%,减少了85.8%;1953年发案只有37起,又比1952年减少近一半。

镇反运动给反革命分子以摧毁性的打击。这场运动的胜利主要在于安次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然而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干部工作水平的限制,工作中难免出现失误。如国民党原军官蒋子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杀害过许多百姓,镇反中被枪决。1983年,河北省军区军事法院再审,根据党对起义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撤销河北省军区原军法处1951年对蒋子华的判定,宣告无罪,给以平反。这种失误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镇反运动是一次成功的群众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对当时的社会安定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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