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文安县镇压反革命运动 - 环京津新闻网

【专题研究】文安县镇压反革命运动

2020-07-03 09:54:04 | 来源:中共廊坊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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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县位于大清河南岸,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新区、老区的分界地带,是敌我双方拉锯战所争夺的焦点。活动在这一带的反革命分子与上层反动势力相勾结,作恶多端,百姓灾难深重、苦不堪言。解放以后,反动统治政权虽然土崩瓦解,但敌特分子、反动地主、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等互相勾结,散布反革命谣言,滋生事端,对新中国刚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及各级党团组织进行骚扰和破坏,人民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农业生产、社会秩序均受到了严重影响。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敌特分子、反动地主、恶霸土匪、会道门骨干与国际上的反华势力遥相呼应、活动频繁,气焰更加嚣张。

1950年12月5日,中共文安县委向全县发出了《关于继续坚决镇压反革命、防奸除特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县各级党团组织和政府机关,要加强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领导,彻底纠正对反革命分子的麻痹思想和“宽大无边”的偏向;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粉碎敌人的阴谋,严厉制裁不法地富反攻分子,严格管制不法还乡人员,取缔反动会道门。

1951年初,文安县委一班人集中学习了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及《河北日报》刊载的《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社论,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和差距,从而提高了觉悟、统一了思想,制订了镇压反革命工作的计划。1951年3月5日,县委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宣传工作的指示》,详细规定了县、区、村党团组织学习和宣传的内容、形式、方法和时间。县委要求全县各级党政干部、全体党员团员充当镇反运动的骨干,深入贯彻中央关于镇反运动的方针政策,把握运动的方向。

1951年2月至年底,文安县委先后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宣传工作的指示》《对目前镇压反革命工作几个具体工作的指示》《继续开展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提纲》《关于当前镇压反革命几个问题的指示》,对镇反工作进行了7次部署。与此同时,县、区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到农户、田间地头调查了解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及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纠正“左”的和右的倾向,使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1951年3月中旬,文安县委召开镇压反革命宣传大会,共623人参加这次大会,其中包括县区干部、村级公安员、宣传员、小学教员、受害者家属及群众代表、共青团训练班学员,这些参会人员遍及全县180多个村庄。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委、地委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有关文件。县委主要领导讲话指出:任何对反革命分子的麻痹大意、盲目轻敌、姑息迁就、仁慈手软的右倾思想和“左”的草率现象都是错误的。会议期间,与会人员按照县委部署的学习宣传任务,夜以继日地工作,印发传单、书写标语、编写板报、搞专栏、画漫画、制幻灯。会后,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到集市上游行,到庙会上讲演,去民校、夜校里讲解。

1951年3月3日夜,文安县按照天津地委集中抓捕反革命分子的统一部署,实施抓捕行动,到3月19日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11名,其中:特务6名,土匪3名,伪党团分子7名,伪乡镇长20名,伪正规军营长、伪地方军连长、伪军中队长职务以上的30名,反动会道门道首1名,反动地主、恶霸11名,其他反革命分子23名。依照有关规定,经上级批准,对其中恶贯满盈的9人执行了枪决,判处有期徒刑12人。随后,文安县委根据广大群众的呼声和搜集到的罪证材料,镇压了人称“肖家五虎”“苑五霸”“新镇三绅”“土地爷”“三十六盟”“四十二友”等血债累累的反革命首要分子。

这次大捕杀行动后,文安县委根据天津地委公安会议精神,编印了《镇反工作手册》,县委宣传部和县公安局编印了镇反宣传材料,并把这些材料发放到每个村。同时,县委召开了县、区干部大会、劳模大会、妇女代表大会等,培训了8000余名宣传骨干。这些骨干把镇反政策、镇反成果逐村逐户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文安县大捕杀行动,显示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巨大威力,大灭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文安县大抓捕后及时的宣传工作,有效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镇反运动的积极性。多年来,冤不能伸、头不敢抬的群众,现在终于挺起了腰杆子。田店村丁金堂为给父亲伸冤,拿着控诉书到文安县政府去控告杀人犯肖树德;大长田村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绕大洼走了百余里路到县政府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过去分了田不敢种的,现在敢种了;过去分了房子不敢住的,现在敢住了。东洋町村曹炳泉等村民,自从土改分得耕地,一直不敢往田地里施粪肥耕种,总担心哪天又被地主夺走。处决了恶霸地主韩庆云、王辛田后,他们终于放心大胆地往地里施粪肥。蔡家头村农民刘长安、刘老肥分田后不敢填写土地证,处决反动地主后要求政府填写土地证。安里屯村,在土改时没收的百余间房子,因没人敢要而分不下去,逮捕该村5名反动地主后,村民纷纷要求分房子。截止到1951年4月底,全县共收到人民群众控诉书和检举信15000余份,控诉揭发反革命分子440人。公安机关根据举报,逮捕了长期隐姓埋名躲藏在京津等地和挖洞躲藏的反革命分子40余人,破获了一些长期未能侦破的案件,解救了一些被匪霸长期控制的村庄。

至1951年5月30日,文安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65人,其中重要敌特分子4人,匪首和惯匪33人,恶霸地主、富农反攻分子30人,反动道首1人,顽伪党团、军政及其他顽固反革命分子197人。经过审判,处决84人,其中特务1人,匪首和惯匪11人,恶霸地主、富农反攻分子6人,顽伪党政军及其他反革命分子65人,反动道首1人;判有期徒刑24人;被抓捕的其他反革命人员,文安县委后来根据其犯罪情节轻重,陆续做了处理。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工作中,文安县委认真贯彻党的“惩治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持“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集中力量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人民深恶痛绝的反革命分子。文安县的基本做法是:

侦查和逮捕。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和线索,在逮捕行动之前,做3方面工作:第一,为防止案犯逃跑,发动群众对每个疑犯进行严密监视,并逐级包干,明确责任。如:河北庄村党支部书记靳文达让其儿子监视某反革命分子20多天;北舍兴村翻身农民宁小乱监视某富农反攻分子两天。第二,为准确抓捕,召开区公安员会议,对每个疑犯逐个研究,逐一对照核实,掌握案犯的住址、年龄、身份、职业、外貌特征、活动规律等。在证据充分、犯罪性质清楚之后,县委班子集体决定抓捕对象。第三,为避免打草惊蛇,每次抓捕行动前,县委均进行周密组织部署,制订详细抓捕方案,预判抓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做好充分应急准备。在抓捕过程中,一般由县、区、村干部和公安队员、民兵组成抓捕小组,统一号令,统一行动。在逮捕方法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有的利用集合检查生产的机会抓捕,有的利用召开会议的机会进行抓捕,个别案犯采取正面逮捕。由于计划周密、措施得力、纪律严明和群众的大力协助,预抓捕的反革命分子无一漏网。

羁押审讯判决。反革命分子被抓捕后,一般由区干部带领民兵押送到关押地。案犯入狱后,为避免发生串供等意外情况,根据案犯罪行的性质、轻重进行分类隔离关押。并挑出10名罪行较轻态度较好的在押犯,作为监狱侦查员,分派到每间牢房里,掌握犯人活动和思想情绪的变化情况,及时向管理人员报告,为审讯提供材料。

在审讯判决工作中,文安县委注重调查获取证据,实行严惩与宽大相结合,不搞逼供信和肉刑,做到“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其主要做法是:建立以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县法院院长为主的审核委员会。县委书记、县公安局局长分别任正副主任,8名科股级别以上干部、11名一般干部、5名区公安员为审核委员会成员。审理过程中,实行分工负责,审核委员会领导干部、公安司法干部负责审讯敌特等要犯,一般干部负责审讯地富反攻分子。审讯注重证据,办案人员把调查材料、群众检举证词两方面结合起来,对案犯摆事实、讲道理。对狡猾抵赖的,则由村干部和受害者家属指控,使案犯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文安县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稳、准、狠”地镇压了大批反革命分子,摧毁了旧社会残留势力。从此,全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扬眉吐气,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和极高的革命热情,更加密切了同党和政府的鱼水关系,为全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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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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