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廊坊历史问答 - 环京津新闻网

中共廊坊历史问答

2020-09-08 09:56:37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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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问:经过建国初期的抗洪抢险,党领导人民初步战胜了自然灾害。天津专区长期的自然灾害给天津地区的生产造成哪些严重的损害?天津地区人民是如何恢复生产的,取得了哪些成果和经验教训?

答:天津专区地处海河下游,地势低洼,素有“九河下梢”之称,域内40多条河流却只有3个入海口,遇到洪涝,平地积水,还由于“上游保北京,下游保天津”的需要,大量的洪水、沥水囤积在域内,形成一片片汪洋。人民的生产方式也随水而定,旱年卖船买牛耕地,涝年卖牛买船打鱼,人民年复一年的辛劳,也年复一年的贫苦。

如何在做好首都“护城河”,不让“水漫京津”的前提下,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天津地委亟需解决的问题。1954年,地委组织1900多名三级干部,到各低洼盐碱荒地调研,向有经验的农民问询防旱治涝及种植方面的经验。地委最终制定了“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变水害为水利”的洼地改造(简称洼改)方针。地委为了稳妥起见,先在文安洼、团泊洼等7个大的洼淀进行试验,主要措施就是“改种”和兴修水利,为了推行“改种”,地委将稻秧、土豆种等赊销给农民进行耕种,由于实在是太贫困了,农民把土豆种子都吃了,稻秧扔掉,地委又赶紧派干部进行宣传指导,才完成了初步改种。改种后的1955年,7个大洼就实现了粮食自给,洼改取得了成功。10月,地委书记赵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发展合作社的基础上大规模的开展农业生产改革》的发言。1958年3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批转赵克《依靠群众改造洼地》的报告,并头版头条登载了中共中央关于这个报告的批语:“赵克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总结的天津专区改造洼地和治涝的经验极好,是一篇又红又专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

天津专区前期的洼地改造运动因为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后期出现了严重的“左”的情绪,甚至谈右色变的恐右症,加上赵克列席中央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省市及国外的考察团到天津地区参观洼地改造运动并给予高度评价,使天津地委的“左”倾空前严重,脱离了实事求是,背离群众路线搞强迫命令和一刀切的种植业,以及为了种稻而扩大化地兴修水利工程,不计后果地在洼淀、河渠、平原大量蓄水,洼地改造前期解决的积水,再次一片汪洋。

当时,为了向国内外参观考察团炫耀水稻高产,更为了争比放“高产卫星”夺先进荣誉,一些地方把已经吐穗甚至即将成熟的稻秧拔出来,一株株地挤栽在一小块地方,称为“密植”。为达到高度密植,还采取打夯的办法用木板子向一起挤压稻秧,10多亩甚至20多亩的水稻就这样“密植”在1亩左右的地方。然后通过数稻穗和稻粒办法计算出亩产量。霸县煎茶铺大队幸福生产队放出全区第一个亩产3.43万公斤大“卫星”。静海县杨柳青公社放出亩产5万公斤的更大“卫星”。静海县团泊洼公社放出亩产7.83万公斤的特大“卫星”。1960年到了4月底只有洼淀水区插上了稻秧,农民偷偷地在缺水高地上种上了高粱、玉米、土豆等。玉米即将吐穗、高粱长到70多厘米高的时侯,突然降了几场雨,天津市农委和稻田区所在县领导下令:砍掉大田作物,必须按计划指标种水稻。农民只好忍痛砍倒高粱、玉米,拔掉土豆秧,按照命令插上稻秧,之后,却很长时间不下一场雨,造成粮食减产。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刺激下,洼地改造脱离了既定方针,脱离实际,盲目的扩大化,最终失败了。洼地改造不论其成就还是失误,在党的地方执政史上和地方农业发展史上都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17.问:1963年河北省连降暴雨,造成海河水系水位上涨,对天津市和津浦铁路形成严重威胁,省委为保卫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选择向天津地区破堤分洪。全区人民是怎样应对这次洪水,抗洪过程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

答:省委决定破堤分洪后,先后在7个地方扒开河堤,将积水分散到天津专区所辖区域。破堤分洪的措施缓解了洪水对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威胁,天津专区却出现了四大洼淀相连、高水位长时间持续的局面,静海、文安、大城、霸县的一部分地区成为一片汪洋。

这场洪灾,造成文安、静海、大城、霸县方圆320多平方公里变成一片汪洋。其中,文安县最为严重,遭受毁灭性灾害,基本水淹全境,20万人受灾,占全县总人口的87%。洪灾暂时缓解后,专、县领导和党团员骨干率数万民工投入抢险工作。专署征调木船100多只、电台l部,于16日赶到灾区。省委借调飞机飞行15架次,空投麻袋3万条和大批救生衣、救生圈、熟食等。天津军分区司令员张方明、政治委员宋健率领军队官兵和地方民兵,奔赴第一线,抢救人、畜、物,维护社会治安。通过有力措施,经过灾后10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灾民生活、生产得到妥善安排,农田水利工程、农电设施、公路桥梁等有了很大程度恢复,终于战胜特大洪灾后的严峻形势,取得抗洪救灾斗争的初步胜利。后来,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天津专区抗洪抢险英雄史实,拍摄出彩色故事片《战洪图》。

在破堤分洪期间,发生了李泽民事件。1963年8月14日,独流减河进洪闸上水位达到8.3米,出现险情。地委指挥向贾口洼和文安洼分洪。当夜,地委把省委继续在文安洼分洪的决定以命令形式下达给文安县委,并限3小时内完成分洪任务。而大清河河务局却因交通、通讯受阻,延迟转来已经废止的省防汛指挥部命令,告诉文安县委暂不分洪。两个上级命令出现了矛盾。文安县委书记李泽民选择执行大清河河务局的暂不分洪命令,下令堵上已经扒开的分洪口。现场指挥文安分洪的史洪涛将此突然情况报告给地委,并按地委要求与李泽民共同拟电文请示省委,确认了省委紧急会议关于继续在文安分洪的决定。在误传停止文安分洪命令得到纠正后,李泽民对地委转达省委的命令持怀疑和消极态度,仍想尽量保护文安县利益,使分洪未能及时顺利进行。1963年11月8日,根据省委意见,地委作出《开除反党分子李泽民党籍的决定》,行政级别由16级降至18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河北省委、廊坊地委经过1979年6月15日和1982年2月17日两次核实相关情况,研究决定,撤销了给李泽民的处分。


18.问:1963年的海河流域特大洪灾,对天津专区造成了严重的灾害,为了预防再次发生洪灾,1963年9月21日中央救灾会议决定全面治理黄河、淮河、海河。11月17日,毛泽东在河北省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上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在这一重大工程中,天津专区做出了哪些贡献?

答:根治海河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尤其是对天津专区意义重大,天津人民不会忘记1963年的洪灾对天津专区带来的灾难。1965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简称“省海河指挥部”),负责河北省海河水系列入国家计划的大型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和施工管理工作,办公地设在沧州。1965年10月,天津专区就成立根治海河指挥部党委,副专员张子明任书记,军分区副政委赵力毅任副书记。从1965年冬季开始,天津专区正式投入根治海河工程建设,大厂、三河、香河、安次、永清、固安、霸县、文安、大城等天津专区各县最高峰时组织103万人的治河队伍,同全省治河队伍一起,转战海河南北各水系。根治海河工程,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大决策部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内乱期间也没有间断,施工照样进行,从天津专区到廊坊地区的区划变动,也没有打断干部群众继续根治海河的进程。1980年春根治海河工程正式结束,廊坊的河工队伍累计完成挖河土方工程量14798.83万立方米,筑堤土方工程量4494万立方米,承担了638处大、中、小型水库、闸、涵、桥、站等工程施工任务,共完成国家投资5600万元的工程项目。在当年生产工具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广大群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推广使用滑车技术,共制作人力牵引土滑车1123台,加快了施工进度,推广电力牵引,制作电力拉坡机55台,还积极推行霸县南孟民工连“以公社为统一整体、打破村队界限、人员统一组织、混合编班”的办法,提高了工作效率。

海河治理工程受当时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的制约,也存在一些实际问题。由于设计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数年后多数河道出现严重淤泥和其他阻水物,分洪工程和措施未完全落实,遗留工程较多,工程标准低,经受不住洪水考验,一些骨干河流在排涝和蓄水灌溉等方面的综合治理上考虑不够,当时极左路线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靠边站,许多工程在设计上缺乏科学依据,在施工过程中,“政治挂帅”,盲目追求进度,影响了质量。


19.问:1976年10月,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全国开始进行拨乱反正,各项事业向好发展。在这期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廊坊地区发生的“三河礼堂事件”作出批示,要求把问题查清楚。“三河礼堂事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答:三河县原有一个礼堂,在唐山大地震时被震坏。地震过后,三河县请示修复,廊坊地委予以批准并拨了款。但三河县委将修复改成了重建,扩大了礼堂的原有规模、提高了标准,群众把这个问题写信反映到中央。1977年,国务院办公厅51期《信访简报》刊发了三河县群众的举报信。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看到此期《信访简报》后,当即批示:“此件给河北开会的同志看一下,必要时派人到三河去作调查。如属实应通报全国。批判此种歪风。”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也都作了关于把问题查清楚的批示。

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农林部、河北省委、廊坊地委组成联合调查组,于1977年11月到三河县调查。调查组认为三河县出现的问题主要有:违反党的政策,平调和乱拉农村劳力,建礼堂,盖新房;县委的蹲点、检查工作中的错误做法,带了个坏头,助长了一些公社和县直单位的歪风,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县委作风不艰苦,工作不深入;县委抽调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时,只强调人数,忽视质量;县委在组织生产联查时,坐着汽车转的多,深入实际检查少。调查组向地、县委传达了中央领导批示和指示,三河县委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并向全县人民作了检讨。中共河北省委对三河县委的违纪事件做出严肃处理,要求全省干部以三河县委的错误为鉴戒,转变领导作风,加速普及大寨县步伐。

在农业学大寨的政治背景下,在灾后重建的关键时期,中央三令五申不准盖楼堂馆所,三河县无偿动用农田基本建设的人力物力修建礼堂,成为干扰、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其中的教训值得反思。处理三河县委的违纪事件期间,廊坊地委在三河县召开了全地区县委常委、公社书记参加的现场会议。根据现场会议的要求,1978年,各县普遍对照三河县检查和纠正自身存在的类似问题。对照检查过程中,廊坊地区共揭查出25个公社在1976年地震后乱拉资金、物资和劳力,建新房、盖礼堂,共花去钱款124.6万多元,其中包括国家拨给的震后恢复款62.3万元。地委和有关县委对存在的问题分别做了妥善处理。

“三河礼堂事件”发生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体现了干部群众思想转变,群众参与监督,干部勇于承认错误,社会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向好发展。


20.问: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全国范围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廊坊是如何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

答: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碍,真理标准问题提出之初,廊坊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虽然从心底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但很多时候只是私下交流,没有出现有组织的讨论活动。1978年10月初,《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消息,河北省各级党委开始系统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随后,廊坊地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有声有色的开展,一些单位和地方开始有组织地举办读书班、理论学习班等,通过学习革命导师的经典作品,展开讨论,撰写体会文章,逐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到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

1978年12月,廊坊地委召开理论座谈会,主要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进一步推动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学习和讨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促进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促进各级干部领导作风的转变。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发扬民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精神,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紧紧围绕真理检验标准问题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主题,畅所欲言,敞开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初步解放了思想。

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区干部群众统一了思想,深刻地认识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不搞清楚真理标准,就不能够彻底粉碎林彪、“四人帮”的错误思想体系;不搞清楚真理标准,就不能够真正分清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的是非,不能够肃清流毒、消除余悸;不搞清楚真理标准,就不能够真正解放思想,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真理标准讨论,为廊坊人民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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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user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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